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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早的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路
据中国古书记载，最早带着丝绸国礼出访各国的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他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一直到达了今中亚的吉尔吉斯。
并与该国的女王西王母结成亲密友谊而回国，这可能是最早的中西交往。周穆王促进了中国与西方民族的友谊。
尤其与西王母的欢聚载之史册.史书《穆天子传》实际上是当时中原与西方交往的旅行记录，以周穆王为先导，以后的商人接踵而至。
二、草原丝路源远流长
草原丝绸之路的西端是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着作中提到赛里斯国。
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里斯”即是丝绸的意思，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是蒙古高原。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后来鲜卑族、突厥族等民族又相继强大起来。控制草原丝路的民族和国家在变迁，而这条草原丝路仍然通达而繁忙。
西南丝路闻名南方
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丝绸已传入印度。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从印度传入阿富汗，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时，曾见到过中国的丝绸和蜀布。
这条处于中国西南部的贸易通路的开拓已经很久远了。在西北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与西亚诸国的贸易往来十分发达昌盛，但这条西南丝路上的货物交易并未受到影响。
因为她仍然是通向印度和西方的捷径。这条古道以四川成都为起点，永昌（今云南保山）为中转出口站，称“永昌道”，终点为身毒（今印度），故又称蜀——身毒道。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即位后第三年，张骞出使西域，历尽曲折坎坷，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没有一定的路线可言，并且也没有随带丝绸。
待至公元前119年以中郎将的身份，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数千巨万”，第二次出使时，才是真正的把大量的丝绸带到西方，进行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自此以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帝国建立外交关系，赴西域的汉使和商贾从长安出发，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分赴各国。
西亚、中亚的商队也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中国进行贸易，漫长的西北丝绸之路上，一派繁忙景象。
西北丝路是政府开拓的官道，作为礼物和商品的丝绸来自中原以至全国。
公元6世纪时中国的蚕种传到了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7世纪传到阿拉伯和埃及。
8世纪传到西班牙，13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由此可见，我国成为世界蚕丝业的最早发源地。闻名于世的这条西北丝绸之路功不可没。
丝绸之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万里通道，真正形成这条通道的时期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完成，史称凿空。这条路在古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通道。如此重要的通道为何会没落呢？
从丝绸之路的路线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东边到达了长安洛阳、西边到达了西亚欧洲的路线，跨越的地区和国家非常的多。因为长所以这条线路也蕴含着非常大的风险，当这种风险远远超出收益的时候，那么这条路也就慢慢会失去生机。西域与中亚在地缘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遭到中原王朝与西边强权的相互争夺，所以沿途政权并不稳定，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繁荣的商业。各方政权为了控制这条既拥有极大的战略要地又是商业通道路，各方政权都不断的发生战争来争夺丝绸之路上的关隘和城镇。如此不稳定的丝绸之路沿线城邦，是很难保持繁荣的。
除军事战争频繁之外，也很难保证商旅的人身安全。就算是有强大的政权支撑，战争变少，但是这种奇特的沙漠戈壁环境，政权也只能对各要道进行管理监控，不可能监管起整条路线，对监管不到的地方，比如西域广袤的山岭戈壁大漠中，存在着以劫掠财货为业的人群，对丝绸之路上所有的行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自身安全，很难让人们铤而走险。
丝绸之路的道路是特别漫长的，所以路上的供应成本就会显得十分昂贵，加上交通运输的困难，补给也会显得困难重重。《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中记载：“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返（返）。除漫长的道路之外，还有自然环境也是相当严峻，所经之处“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拾。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在这种交通运输非常危险的环境下，一般商人是不会进行大宗商品的贩运，贸易产品只能选择好运输且利润高的商品来贩卖，所以不管是丝绸还是其他的珍宝价值都是特别昂贵的。既然货物昂贵且好运输，加上丝路监管不严，那么沿途遭遇劫匪的风险就大大提高了，能安全的来回或许只能听天由命。
虽然陆上丝绸之路有着很大的风险，但毕竟这是唯一一条沟通亚欧大陆的通道，想要进行贸易非此路不可，所以陆上丝绸之路一直在延续。但是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的丝路就随着它的兴起慢慢的落落甚至消亡。海上运输的成本要比陆上低廉很多很多；运输的货物也不仅局限于昂贵的丝绸和珍宝，其他的较低级的货物也可以运输；海上运输的效率也大大高过陆上运输。在东汉时期的排水量仅有十吨左右，到了明朝初年海船已经达到千吨级别了，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福船就是千吨级别的，仅是一艘海船的运载量就比一支大型骆驼商队的总数还要多，成本反而更加低廉。而且还能利用季风环流来为海船提供动力，组建成庞大的商队后也可以有效抵御海上的强盗，所以海运的优势完全碾压陆运。
但是现在，海上的优势没有完全显现，因为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等国都情愿当个海盗而不是贸易的维护者，所以海上的风险并不比陆上小，反而华夏掌控了路上的安全大形势，使得商路的贸易比华夏亲自护航的海上贸易更稳妥，如此路上的商路兴旺发达起来，是华夏想都不敢想的繁荣昌盛，关税收入直追海贸，也是一个意外收获了！
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的主导权都在华夏手中，不过要善加利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