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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找个年龄大一些的干部。”当然，这些干部不是离婚，就是死了老婆，但人家能把你安排到县城里工作。这样虽然不是两情相悦，但至少能得到很多的实惠。而表姐找的保卫干事只是公社的“八大员”，拿的还是队里的工分，跟在队里劳动的农民区别不大。
可表姐马上对我说，“他最少明年就会转为国家干部。”
玉秀并不太相信这种话，就说，“要转为国家干部那可是很难很难，必须要有指标，还得要有人帮忙。”
表姐说，“他屋里有人，他舅舅在县统计局当干部。”
这时，伯母从外面回来，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有豆腐、青菜、土豆和辣椒，还有猪肉。玉秀就纳闷，问，“伯母，不过年不过节的，从哪搞得豆腐和肉？”
伯母一边把篮子放在小桌上，一边说，“我去了清河镇。”
清河镇离这里有好远呢，光从红花山下坐汽车都要二十多里路。玉秀就说，“伯母，你真正是下功夫呀。”
伯母叹了口气，说，“没得办法，严妹子的事搞得我好头痛。”表姐是伯母和伯父的独生女儿，因为宝贝，所以，就比较娇惯，一娇惯就出了事，所以，说来说去，还得怪他们自己。
菜买来了，伯母让严妹子去南货店打酱油，让玉秀帮着她摘菜洗菜。
玉秀问伯母，“这门亲事是你们愿意的？”
伯母说，“我们愿意不愿意有么子用？只要她自己愿意就行了。那人是离过婚的。”
玉秀更加吃惊了，说，“还是离过婚的？严妹子怎么就肯愿意？”
伯母长叹了一口气，说，“她自作自受，没办法。她怕自己打过两次胎，不好再生孩子了。这人已经有了孩子，生不生没得关系。”说着，伯母便大骂起来，“那个该死的韩小易真是把我哩严妹子害惨了，把我们家害惨了。”
玉秀埋怨着说，“还不是你们管教不严，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伯母冤枉着说，“我们打着骂着都不行，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出门，她就要喝农药，吓得我们都没得命了。你说这能怪我们？她那时鬼迷心窍，你无论说啥话她都听不进去。”然后就开始骂道，“这些知识青年没事就让他们呆在城里，呆在自己家里多好，干嘛要让他们下到农村？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搞得我哩队里不得安宁。就说茶岭三队那个沈家亮，把他自己队里的鸡偷得尽光，又来偷我队里的鸡。搞得我们周边的几个队里都不敢养鸡。”
玉秀说，“伯母不敢说这样的话，知识青年下农村是毛主席的号召。再说，下到茶岭的有二十多个知青，也只有沈家亮一个人表现不好，其他人还是表现得蛮好。比如说闵秀芬不但入了党，当上了茶岭二队的副队长，而且还是全县的生产标兵。”
伯母马上反驳着说，“只怕你还不晓得，那个闵秀芬去年年底招工回了长沙，到现在都四个多月了还没回过茶岭。贵伢子上个月去了长沙找她。可她不但不肯见贵伢子，还让她哥哥对贵伢子提出要离婚。贵伢子不肯，她哥哥就说要与贵伢子在法庭上见。你说这些知青真是害死人哟。”
（请关注张宝同的签约作品《诗意的情感》纪实著，精短散文、生活随笔和中短篇小说，正在上传《父母应给孩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