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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村子里，已经是黄昏。
胡玲收工回家去了，胡天健继续制表。
胡映田一直显得不安，对文新良说：“会计，你看这事情咋办？”
“人的肚子饿了，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不是一个人偷了粮食，而是多人，我看这事情也很难办。”文新良说，“依据我的估计，别的社里也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胡映田沉吟片刻，说：“社员的觉悟好低，怎么不像以前那么听党的话。”
“人饿了，就是这样的。”文新良说，“以前是新鲜，新中国刚刚成立，分了田地，现在搞合作社，有的人本来就不愿意，还有的人加合作社是为了沾光的。”
“毛主席叫我们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要说，这偷偷集体的粮食，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事情，应该就是敌我矛盾，要用批斗的方法解决。可是，这些人有明明是社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劳力。真是棘手。现在粮食少了，钥匙有在我身上放着，不说清楚，还以为是我拿了社里的粮食。我想今天晚上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说一说，找出那些人参与了偷盗。”胡映田一心开脱自己的责任。
“怎么这样说，”胡天健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插嘴说，“这上缴公粮的数量是新良叔叔有登记的，怎么也与你无关。”
“这个也是，”胡映田说，“天健，你是读书的人，明白事理，你说，这是属于什么矛盾？”
“要说，这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胡天健可不想火上加油，“按照毛主席指示，敌我矛盾是指那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们这乡亲只是为了吃饭，也不是憎恨社会主义。”
“嗯，你说的也对，按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说的，否则，将来偷盗的风气一起来，集体的财产就没有保障了。”
“这个也是，也是应该说说。”胡天健附和。
胡映田似乎想起了什么，说：“按理说，也只有一部分女社员各人拿了一把谷子，也不至于少了九十多斤。”
“少了就少了，这是现实，谷子晒干了，我们管理也有漏洞，什么时候不可以打谷子的主意？”文新良说，“以后我们可要想办法防范。”
无可奈何，胡映田见天黑了，就叫胡天健回家。
胡天健走后，文新良说：“社长，你看，今天下午是胡玲一个人晒谷子，她有没有可能称机把谷子拿了些回家？”
胡映田不可置否，也不说话，俩人回家。
再说胡天健回到家里，把今天下午的事情对父母一说，周银芝说：“还说社员们拿了集体的粮食，其实，最有可能的，是社长和会计拿了粮食，你想，他们俩个人，一个拿着钥匙，一个人拿着账目，合伙偷粮食不是简单的事儿？而且在称称上、记账上，都有办法扣粮食。有人就看见他们俩人的家里早就吃上了今年的新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