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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张真人现在对站在正殿前摆出一副仙家派头对老百姓们点头答理没什么兴趣，对于开学习会的兴趣显然更大一点。
沂州这里他虽然已经建立起了基层组织，有了基地，但是这些信徒本质上和南无量教或者白莲教之类的民间教门并无区别。盗泉子深知要把新道教打造成“新社会”的思想领域的“基石”之一，仅仅靠这种近乎迷信的信仰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新得，符合新社会需要的宗教信仰去取代他们的迷信才行。
元老院对宗教的态度他十分清楚，深知某些元老对传统宗教深深的不信任，有“另起炉灶”的想法。
与其引入水土不服的洋教，不如用我中土土生土长的道教加以改造才好。张应宸一直在宗教工作会议上坚持这点。
盗泉子的野心很大，他之所以要孜孜不倦的发展新道教，并不单纯为了对抗洋教，更多得要找到一条净化和取代中国民间教门的新道路。
消灭大明很容易，但是大明留下的五花八门，信徒众多的民间教门，对任何政权都是一种威胁。明清以降，除了国民政府之外，每个政权都对会道门进行打击和压制，企图彻底取缔，但是民间教门始终暗中存在，一旦压力稍稍放松，就会死灰复燃。甚至不断的涌现出新得民间教门。
张应宸一贯认为：宗教戒律和宣传，在工业化国家出现之前。很大程度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主力军之一，即是在明代儒生力辟道佛二氏的这个大背景下，激进如日后知名的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人物。也认为宗教的神道设教的社会功能，虽然无补于遏制大奸大恶，却能使所谓的虔婆顶老“懔懔于纤介之恶”。所以士大夫之排道辟佛，更多是宋儒之后儒家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夺取主导地位而排除道教与佛教在地主阶级上层的影响力，对于借用这两大宗教对下层人民进行愚民却是欢迎得很。
只不过朱重八奇葩的宗教制度玩废了佛教和道教的基本盘，让官方宗教失去了唐宋时期自我净化和破除、同化“外道”的能力，才使得大批会道门有了活动的空间。
大明在宗教管理上创建了一套堪称严密的制度。朱元璋最主要的创造就是强化了中国道教与佛教原本的寺院经济。一方面禁止宗教人员接触群众，要求道士僧人谨守道观佛寺之中，“不得与凡俗杂处”。这就导致道教与佛教的正规教团无法接触社会。而朱元璋又设立“碾基道人”这个实际上的寺院经济中的农奴阶级，使寺院佃农固化，农奴化。这样，少数有度牒的宗教人员实际上成为农奴主。而且是脱离社会活动的农奴主。这对宗教发展是致命的。教团原有的社会功能等于被完全破坏掉，导致佛教与道教大规模地退出社会意识形态与舆论阵地，让会道门有了发展的土壤。
而他之后又将军户、匠户等从民户中划出，明令不许入道、剃度，于是日后最强大的会道门罗教，就是山东军户罗清的创造，可以说是对这一制度最大的嘲笑。
至于废寺观，各府县只许留寺观各一所、不许私设寺观、妇女不许出家、变态的出家审查制度、禁止宗教人员结交俗人、禁止道士僧人化缘之类。明中期以后就成空文，可以说将道佛二教的全部活力都消灭了。明清会道门之泛滥。与明清一直沿用朱元璋这套奇葩制度有很大关系。
沂州，或者确切的说沂南县，就是他的新宗教的第一块试验田――他在海南搞得宗教改革是在刺刀和元老院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只能算是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这民间会道门交错复杂的鲁南地区，才能真正试验出自己的宗教改革的成败。
“说法”的地点设在第二进“殿宇”里，和一般的僧道说法不同，张应宸说法不用蒲团，而是“立说法”，身后还有一块大大的黑板，每次说到要害的地方，总要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涂抹一番。自然也少不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弹粉笔头的“法术”。
这样的学习会每天都要进行，参加的都是各个小组的小组长以及挑选出来的“见习祝史”，男女老少都有，共有的特点是都有一定的文化，能读书识字。
张应宸穿着传统式道袍――他的军服式道袍有点惊世骇俗，只好在海南使用――走到黑板前，喝一口徒弟送上的茶，润了润嗓子后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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