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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又有家中财力支持，是以年纪轻轻便很能搜罗一些名器。再后来，张岱便嫌弃那些陶匠画工太烂，所作的瓷面画粗陋不堪，便起心思要自己起一窑，创个“绍窑”或者“张窑”出来。仗着家中身份，又掏出自己的体己，雇了景德镇的老窑工，硬是起了一个卵窑。犹记得第一次开烧，烧了四天，两尺长、碗口粗的上好松木柴，一半干陈三年有余，一半新斫尤湿，用了四万五千斤。然而一窑打开，破损开裂的不说，完好的却没一个能入自己眼的。连烧几窑，虽然“完好”的成品渐渐也多了，但仍然未能达到张岱心中期待的效果。因为投入大、初期亏损严重、市场前景不明，张岱那个时候正又是科考不顺，渐渐家中有了“玩物丧志”的风评，长辈严厉申斥之后，这个陶瓷项目也就下马了。
张岱想要什么样的瓷器呢？以颜色论，纯色素身的，白则必如盐如雪，青则必如天光湖色，红则必如丹朱鹤顶；釉彩的，则要胎色纯净，绘图精妙，配色和谐……张岱最看不惯的就是瓷器的芒口，以前他把玩瓷器时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何这些瓷器都不能做到通体有釉，就算是收藏的一些宋瓷官窑、据说是当年内中禁藏的名器，也是口沿或底足有一圈素胎在外，又或者底釉上有五六个芝麻大小的痕迹，这在张岱看来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等他自己开窑烧瓷的时候才发现，这瓷上作画非比纸上作画，一来不论这瓷器用途如何，大致总都是圆形，曲面上作画本就不容易；二来釉料干涩，很多作画技巧根本用不上去；三来釉料色与烧之后出的釉彩根本不是一回事，画的时候是看不到成品效果的，比如青花是黑的，粉彩是暗的，全凭经验。更不用说烧制的时候，匣钵、支钉、叠烧、火候等等诸多法门，都影响成品的形态与质量。而芒口、钉眼之类，实际操作才知道，若是不留芒口，或用支钉撑起，这釉料就要与匣钵粘连一处了。
可手上这个澳洲素色瓷杯，通体施釉，型仿竹节，外壁青而如竹皮，内壁黄而如竹篾，杯底也有釉彩，却是如内壁一般的竹篾黄，浑然天成，若非把玩，只怕真以为是一只竹节抠出来的杯子。而且翻来覆去反复查看，张岱却是无法找到任何芒口或者钉眼。
正因为自己曾经玩过瓷器的票，张岱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中间的学问有多大――张岱并非是个只会把手艺鄙视为“奇技淫巧”的迂腐之人。思来想去张岱也想不明白手上这个瓷器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更别说在梁文道书房里见到的难得一见的澳洲秘窑骨瓷所出的大荷叶盘，对着光竟然能影影绰绰看到自己放在盘子后面的手……
若真如髡贼所言，他们是崖山之后，于海外立国，而中原沉沦腥膻百年后又有高皇帝再立华夏，可两边分别发展，以瓷器看，大明这两百年来的进步远远落后于澳宋。而若非要把这些贬作“奇技淫巧”，只谈道德文章，当年在杭州完璧书社中所见的十三经注疏，也是远超当世。然而从刘大府的讲稿中看，这“远超当世”的道德文章竟然还不是澳宋的思想主流。“儒学在个人修养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大家在自我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秉持这些儒家的理念，对自己对社会都是很有帮助的……在治国的角度看，儒家就是‘懒’，或者说逃避现实。他们先假设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形态，也就是‘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然后把剩下的问题都归结到如何让每个人都成为君子上……然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方案……”刘大府的发言虽然显得偏激，但张岱很容易就读出了这些髡贼对儒家的态度——百家之一，擅于修身，不适合治国。
不适合治国！儒生们最大的骄傲，就是无论谁得了天下，最后总是要请“商山四皓”、请“诸葛亮”、请他们这些读书人出来治理天下，然而澳宋却说，儒家不适合治国！他们不仅说了，做了，还能把自己治下领土治理得井井有条，还听说那隔海相望的琼崖岛上，澳宋不仅把那穷乡僻壤治理得井井有条，还能在容纳天南地北几十万难民的前提下把那千百年来都是蛮荒生僻之地的琼崖弄得蒸蒸日上！
不仅打脸，还用事实打脸！
还是要去看看，要去亲眼看看啊！张岱想去临高的决心此刻无比坚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