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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局势转折三（第3页）

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

，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等顾问。

经过整合，“蒙古军政府”

兵力有两个军、9个师，共约1万多人。

第1军军长为李守信，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张北一带；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同样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化德一带。

另有1个师为警卫师。

此外，原后套一带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一伙乌合之众，拼凑成了“大汉义军”

。

该部由王英任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兵力约有6千多人，驻尚义、商都一带。

在“蒙古建国”

的战略目标中，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不会忽略包含内蒙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在内的绥远。

当德王和李守信准备就绪后，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开展的第一步行动，就直指绥远。

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作战方案。

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

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

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

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

而随着日军侵绥计划的实施，绥远抗战也就开始了。

对于日军和伪蒙军的异动，老蒋起初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在老蒋看来，日本人在察绥方向的动作更可能是为夺取外蒙，再进而北攻击苏联做准备。

毕竟，日俄之间的历史仇恨在那，日本又一直在叫嚣反苏、，加3月底的时候关东军又在苏军手里吃了不大不小一记闷亏，日军和伪蒙军的行动应该是日本在为报复苏蒙做准备。

此外，绥远的地势和现有兵力也使得攻易守难。

绥远套内基平原，又处于人民军南、西两个方向的钳制之下，形势很是不利。

阴山、大青山以北的广大区域也是平原、沙漠地带，地域辽阔又处于伪蒙军的攻击范围内，形势同样不利。

而在狼山—阴山—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带，虽然北有大山南有大河，可东西狭长，没有足够的兵力是防守不住的。

老蒋既希望日军入绥后转而向北对付苏联，好减轻南京当局的压力，又认为绥远形势不利，没有全面坚守的可能。

因此，他电告阎锡山：“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

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

老蒋相信，只要能在重要地点扼守三个月，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蒙军必然会有所动作，届时绥远局势也就自然缓解。

但当两广事变发生后，老蒋发现不仅桂系中有日本人的影子，就连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也和桂系暗中有联系，意图共同反蒋。

由此，老蒋便改变了此前绥远局势坐以待变的想法，转而认为必须遏制住蒙古德王谋求独立的企图。

否则，一旦德王宣立，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也都有可能脱离南京当局的控制。

加将赶回陕北的山西，届时，不但整个黄河以北的局势会彻底靡乱，就是江淮之间也可能出问题。

意识到绥远不可轻失，而且还要借此震慑华北其他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势力，老蒋便连电太原，催促阎锡山增兵绥远。

但因老蒋此前由陈诚出任晋陕宁绥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架空阎锡山的举动，阎锡山对老蒋所言是不怎么相信的。

再说，中央军在山西多的时候不增援绥远，现在关征麟等部调离去应付两广事变了，老蒋却让晋绥军增兵，这岂不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削弱晋绥军么？阎锡山才不想当呢！

况且，刚退回陕北不久，晋绥军正沿河防卫，根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增援绥远。

经过与晋绥将领反复商讨，阎锡山仍认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

到7月份，伪蒙军对绥远的进犯渐有增大势头，而老蒋许诺的防务拨款却迟迟不见踪影，加晋绥军兵力不足，阎锡山便和傅作义便连电老蒋告急。

而这个时候，老蒋正忙于应付两广事变，根本就调不出兵力支援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