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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令，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右仆射郑浑处理；实际上，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只负首相之责。
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衙门小，总共才一百来号人——不象尚书台，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挥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刘先、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魏律》，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
曹髦闻言，双眉微蹙。沉吟不语。
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首先是经学方面，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传统士大夫，尚清谈超过实务，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当今，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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