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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注释，旁人根本读不懂春秋——所谓关羽夜读《春秋》，那纯粹瞎扯，春秋经非儒学大家不可深研，就凭关武圣那点学历，也就是装装样子而已。
因此，就如何解释《春秋》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含义，都会产生严重分歧。
注释春秋的书，很快出现，一出就是五种：有左氏（左丘明），公羊（公羊高）、谷梁（谷梁俶）三家，称为春秋三传。
另外还有两种解释春秋的书籍，《邹氏春秋传》十一卷，《夹氏春秋传》十一卷，不过，这两本注释，早早亡佚。（其实历史记录中还有踪迹的，但影响不大）
《左氏春秋》因为其编撰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年纪比孔子稍稍小一点。当年孔子在鲁国编写《春秋》时，自然需要鲁国史官帮忙，于是，左丘明以协助者的身份出现。
因此，后世一直将《左氏春秋》作为春秋经注释的正溯。
相比《左传》，其实《公羊春秋》的来头也不小！
《公羊传》的春秋解读，来自于公羊高的家传学说。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至汉景帝时，胡母子都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能证明《公羊传》权威性的最关键人物是“子夏”！
子夏是谁？
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之一！
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
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
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孔子于鲁国编撰春秋经时，恰好子夏随侍在侧，也就是说，他在当时，很有可能担纲的是孔子秘书加助理工作（猜的，莫当真）。
如此一来，左丘明是孔子先圣的协助者，子夏是孔子老师的秘书加助理。可是，两人传下来有关春秋经的解读，并不完全一致……
儒家后继者，晕了，该听谁的呢？
后世多采用《左氏春秋》为正溯，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公羊家的春秋经注释，采用口口相传的模式，势必会加入相当多的传授者自我会，有失真意！
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汉朝的时候《公羊春秋》的影响力，要远超过《左氏春秋》。
包括促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代儒家宗师董仲舒，都是学习《公羊传》的。
还有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儒学大师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等人。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可以说，有汉一朝，《公羊春秋》将《左氏春秋》压得抬不起头来。
《公羊春秋》的没落，始于隋唐，那时《左氏春秋》开始占据主流位置。
这一百来根竹简，落在卢灿眼中，那就是宝贝啊！
究竟是不是西汉的竹简，尤为关键——如果与公羊寿成书《公羊传》同时代，或者稍晚那么一丢丢，就能说这批竹简，是真正的“《公羊传》正本”！
“李老，这批竹简，也是从宫内流出去的？这种高古品，应该有清廷记录吧？”
尽管李林灿不待见自己，卢灿还得腆着脸往前凑，谁让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再说了，老家伙从来没有恶意。
“唉！你呀，有时间多看看各朝史稿和《起居注》，对于你的鉴定，也有帮助。”
老头子回头看他一眼，继续说道，“乾隆编《四库》，怎么会没有汉简？”
“没有汉简，哪来的的《皇清经解》，哪来的《公羊义疏》？更何况，两人所汇编《公羊传》注释，可是与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很多内容是相悖的。”
“你以为，凭那两人，真的敢开宗立意，擅解《春秋》？”他的语气中，带有浓浓的不屑。
《皇清经解》是清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编撰的一套经义集。号称“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公羊义疏》则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陈立，编撰的《公羊春秋》的解读著作，共计七十六卷。
这两位清廷学者，怎么又招惹了他？